日本汉方医学浅介

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地理位置的按近,使两国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医学也是这样。这去的千百年,中国医学哺育和左右了日本的传统医学,而勃蓬发展的汉方医学,以它的独到之处,又在对我国中医界产生影响。了解日本汉方医学概况,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对启发我们临床思维,提高诊疗水平,无疑是有益的。一、汉方医学的源流与复兴日本汉方医学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七纪世初,那时中国唐代医学开始传到日本,但直到十五世纪,日本医学仍然十分落后。1487年田代三喜赴明朝留学,带回了李(东垣)朱(丹溪)医学,至江户时代初期,李、朱医学风靡全国,田代一生着书十余种,对气血痰饮颇有研究,在他的传播下,才形成了日本医学的雏型,故田代被汉方医学界尊为李朱医学派(即后来的后世派)的鼻祖。他的弟子曲直濑道三在深入研究李朱医学的础基上,创立了自成体系的道三学派。田代和曲直的后继者,不囿于李朱医学,还吸收了刘(完素)、张(子和)学说,采用了运气和脏腑经络配属的理论,这些尊奉金元四大家的学派,在日本被称为后世派。明清两朝,伤寒论研究由兴而盛,名家辈出,清代更是盛极一时,这对日本不无影响;十七世纪前后儒教盛行;加上古典学的兴起,古方派就在这种充满复古思潮的形势下应运而生了。该派崇尚中国汉代医学,尤其推重《伤寒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吉益东洞(1702~1773),他毕生研究仲景学说,对以后的汉方医学影响很大。他提倡和重视腹诊,所着《药征》被日本汉方医视为用药规范。我国中医界熟悉的汤本求真,则是近代古方派的重要人物,早在半个世纪前他编着的《皇汉医学》就被介绍到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使用了西洋医学的药名和诊断方法,为中西医之间的相互沟通,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如今古方派在日本汉方医学界仍居于主流地位。在上述两派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吸收古方派和后世派各方优点的第三个流派,即所谓折衷派,着名的有和田东郭和有特桂里。近些年折衷派似有扩大趋势。但总的说来,日本汉方医学界今天仍然是古方为主,三派共存的格局。1938年至1853年的两百多年间,日本在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下,几乎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中断了和东西方各国的交流。1868年明治维新后,风气大变,由锁国到开国,崇拜外国的空气笼罩着整个日本,大有全盘模彷欧美之势,医学则是清一色的德国医学,而对汉方医学弃之如敞履。1875年政府颁布西洋七科制,规定西医七科考试不合格者,不能当医师,这等于将中医拒之门外。1883年又进一步公布了《医师许可规则》,明令中医不许存在,各界人士虽奋起抗争,但在政治高压下,最终归于失败,这实在是日本中医史上悲剧的一页。从此传统医学一蹶不振,濒临灭绝。后来没有被消灭,是靠了明治、大正、昭和年间仅存的几位汉方医家,才得以继承下来的。历史的挫折,延缓了日本汉方医的发展,直到五十年代初才开始复兴。1950年成立了东洋医学会,并发展成为汉方医学界的中心组织,发行机关刊物《东洋医学会志》。1954年又成立了东亚医学协会,发行月刊《汉方临床》。“东亚”“东洋”是日本汉方医界两个最大的,权威性的学术团体。现任东亚医学协会会长的矢数道明博士,曾两次率团来华访问,交流经验。矢数先生与其前任,已故大冢敬节会长,都是三十年代以来日本汉方医学界的知名人士。目前,日本汉方医界的学术团体已发展到一百多个。汉方医学的研究机构主要有汉方医学研究所,富山大学附属的和汉药研究所等,但首推1973年建立的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它是日本着名的西医研究中心北里研究所的附属单位,现任所长就是矢数道明博士。该所设有基础研究部、临床研究部、药草生产的部、研修部及中医、针炙两个门诊部。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的目标是通过有机地,有组织地研究东洋医生,建立以东洋医学、西医学为基础的新医学。现在日本有中医师一千多人,他们都是在医科大学西医毕业后又自行学生汉方医学的。这还不包括那些非专职中医,但又常常用汉方治病的医师在内。1979年使用汉方药的人,只占医师总数的18.1%,1982年已上升到42.7%,而日本从事临床工作的医师总数有13万人,可见运用汉方医药是相当普遍的。有趣的是日本没有一所中医高等学府,仅在少数医大,如千叶、拓殖等大学设有汉方医学讲座,学生可以自由听讲。近畿大学并能培养中医研究生。由于汉方医均系西医出身,不少人还有博士、硕士学位,所以自然科学素质较高,可能共同语言多的原故,不少汉方医与当地的医科大学有关科室建立了密切地联系,拿德岛的东洋病院来说,医大教授每周定期到该院会诊,而大学对一些难治的疫患、慢性病、各种痛证,也常介绍到东洋病院用汉方治疗,不少病例疗效卓着。传统医学的复兴,必然带动汉方汉药的发展。1976年到1982年的六年间,日本汉方药销售额增长了5.1倍;其中,着名的津村顺天堂产品增长更快,从1978年的39亿日元上升到1982年的274日元,增加了7倍。同期从我国进口中药数量也是直线上升,1978年日本从我国购进的中药价值一千三百万美元,次年就勐增到两千五百万美元。另据日本19801月30日《药事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说,全国80%的药店出售汉方药品。可见从商品市场来看,中药也是相当普及的。七十年代初日本卫生行政机构重新只价了中医药,中央药事审议会用了五年时间,审查了七百个中医成方、慎重地选出210方作为“普通汉方处方”,并经厚生省认可,准许厂家生产和投放市场,医师开方则不受此限。耐人寻味的是210个汤方中,86个是仲景方,这大概也是经方派占优势的一个反映吧。二、汉方医学界特点及成就日本的汉方医学源于我国,但又不完全和中医相同,笔者认为最见特色的是腹诊。早在十六世纪以前,日本即有了腹诊,而首先倡导腹诊的是吉益东洞,他说:“腹者,有生之本,故百病根于此焉,是以诊病必侯其腹”。又说:“先证不先脉,先腹不先证”。可见对腹诊重视的程度,倡濑邦人博士说吉益氏里“腹诊第一主义”者,看来并不太过分。日本医师有“外感主脉,内伤主腹”之说,我国中医传统上无论内伤外感,都很重视脉诊,而对腹诊,务庸讳言,较少引起注意。这一点函待转变,因为掌握了腹诊方法,对疾病的虚实,药在气分或血分,就有了较为客观的判断依据。汉方医的腹诊内容并不复杂,下面略举数端,以窥全豹:1.按压两季肋时,如抵抗力超常,或有压痛不适,属柴胡汤证,可随证选用大、小柴胡汤、四逆散、柴胡桂枝汤等;2.上腹部有振水音,是心下停饮的可靠指征,汉方医多用五苓散、外台茯苓饮、茯苓泽泻汤等,化气行水;3.心下按之有抵抗力,询之有阻塞或者是痞证,当于诸泻心汤中择方;4.腹肌痉挛,常用甘缓或甘酸剂以缓急、方如甘麦大枣汤、芍药甘草汤等;5.腹部触知动悸,每以含有苓、桂、龙、牡的平冲镇摄剂,可望收功;6.左侧脐以下至鼠溪触及索状物,是淤血明证,桃核承气汤,抵当汤、丸,大黄牡丹皮汤等正为此设。右侧有块,情形不一,应四诊合参而决之;7.腹部膨满拘急,按之充实疼痛,甚而摸到粪块,见于腑实证,速用承气汤攻下;8.腹部松驰,无抵抗,多系虚证;小腹按之如棉,是肾虚,即仲景所谓“少腹不仁”,宜投金匮肾气九温补下元;薏苡附子败酱散证亦可出现上述腹证。汉方医创造性地发展了腹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解决了有关伤寒论的一些理论问题,如“胸胁苦满”,我国伤寒研究家历来认为这是一种患者主观上的自觉证之,而汤本求真的经验是:“医者以指头自肋骨弓下,沿前胸壁里面,向胸腔按抚压上状际,触知一种之抵抗物,并同时有压痛,是即胸胁若满证也”。这样就变自觉证状为他觉体征,使“胸胁苦满”的含义明确了;又如大论106条”少腹急结”一证,注家多随文衍义,闪烁其辞。日本人从经验中得知左脑窝触及索状物就是“少腹急结”,大冢敬节介绍的具体诊察方法是:医者用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置于左髂窗部,向髂骨结方向切之,并迅速移动,此时患者立即屈腿,眉头紧皱,诉有跳跃性疼痛,这便是古人说的少腹急结,不过检查时的体位与一般腹诊稍异,两腿必须伸直,否则易致误诊。这样对106条“少腹急结”也找到了客观指征,使千古疑窦,豁然解开。对一些顽症、疑难病症,汉方医运用娴熟的腹诊,往往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例如:鹅掌风,日本同道根据患者多有“少腹不仁”的腹证,治以薏苡附子败酱散而奏伟效,初闻似觉不可忠议,因为鹅掌风和肠痈风马牛不相及,细思则不能不叹服其匠心独运,由于意苡附子败酱散所治腹证与鹅掌风的腹证一样,故用之皆效。这也说明腹诊能反映疾病的本质。再如,癫痫患者多有胸胁苦满和腹直肌痉挛的临床表现,这是外邪与正气相争在腹诊上的反映。汉方医据此选用柴胡桂枝汤或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取得良好正效果。其它还有很多根据腹诊所见决定治法,出奇制胜的例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腹诊是汉方医的一大创造,它丰富了中医的理论与实践,腹诊应该为我所用。以上在介绍日本汉方医学特点时着重谈了腹诊,作为病因学的气血水论,也是颇有特色的。吉益东洞原有万病一毒之说,他的长子吉益南涯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疾病发生的机理,存在着气、血、水三个方面的原因,是三毒而不是一毒,并着《气血水药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对后来的日本汉方医学影响极大。所谓气毒,系指精神和神经的异常、体表的变异,一般属于功能障碍;血毒是指血液和循环障碍、血滞和月经异常、心和肝的病变学;水辈乃是体液及水分代谢障碍。气血水论在日本汉方医家中已出出扎了根,被广泛地接受,是他们临床辨证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对日本医家的用药规律有时就很难理解,比如矢数道阐先生惯用五苓散治头痛,他认为相当多的头痛病例是由于水毒所致,如果辨证无误的话,每能应手而愈。笔者在此启发下,用五苓散治~青光眼患者,使眼压在一周内下降了10毫米汞柱。又如大冢敬节先生曾用桃核承气汤治疗一例蛛网膜下腔出血引起的剧烈头痛,辨证属于血毒,淤血上冲所致,一个月内患者完全康复。实践上的成功,说明气血水论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研究的一种理论。重视六经辨证是汉方医古方派的特点。临床上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将证侯进行阴阳分类,所谓阴阳,分而言之就是三阴三阳六经,再结合气血水论综合分析,疾病一般便难通形。治方则以经方为主,或许有人以为古方派是非经方派不用的,那可是一种误解,我国中医方书,像《万病回春》、《和剂局方》、《兰室密藏》等书中记载的效方,汉方医也广泛地加以运用。但要指出的是古方派把内经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摒弃,什么阴阳五行、脏腑经络不过是迂腐之论,他们认为素问论述广泛但不切实用,生理病理与现代医学大相迳庭,灵枢详于针炙略于汤液,更是不屑一顾,这些显然是错误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古方派心目中几乎只崇拜伤寒金匮了,殊不知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明白写道:“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从中可以清楚看出仲景学说的渊源何在。所以,离开内经的指导,去侈谈什么,“临床第一主义”,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古方派迟早会省悟过来的。令人欢慰的是后世派却极为珍视内经,研究素问不遗余力,预祝他们多出成果,用事实去影响古方派。中药学汉方医受《药征》的影响很大,这在前面已经提及。该书仅三卷,论述药物分主治兼治两项,如石膏:主治烦渴,兼治谵语、烦躁、身热、头痛;人参、主治心下痞鞭,支结,兼治心胸停饮、呕吐、不食、腹痛、烦悸等等。作者将仲景用药逐一排队,归纳比较,从而得出规律性的东西,不妨可以说《药征》就是张仲景用药经验的总结。但是另一方面汉方医又排斥中药的四气五味,引经报使学说,我国中药人士对此亦难首肯。须知仲景用药也是按中药理论来的,像桂枝汤的辛甘发散,芍药甘草汤的酸甘合化,泻心汤的幸开苦降便是例证。据笔者观察,汉方医用药似较刻板,原因恐非一端,但与否定中医中药的基本理论,合本逐来不无关系。临床处方,汉方医是以方剂为单位的,厚生省认可的210个处方中有八、九十种已制成冲剂,其它制成九剂,药丸大小如汽枪子弹,10粒重1克,服用很便捷,且无进口之苦,有的制药厂商,还将小孩常用的汉方作成软糖,深受社会欢迎。如想在成方中加味,或用210方以外的汤头,亦可另配。我国中药和日本汉方医同宗共祖,一脉相承,在异域他邦形成的汉方医学,有着自已的“个性”,通过学习对方的长处,可以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但是,单单了解一番是不够的,要紧的在于“笃行之”,笔者热诚希望在今后的医疗实践中,对日本同道的成功经验加以应用和推广。